分享 | 周若鹏（九十年代留学美国，毕业后创办软体开发公司，并担任软体工程师。）
整理 | 梁舒卉
我在美国就读的大学，其中一项必修且必须及格的科目，是美国的宪法，如果这一科不能及格，即使其他科目考得再好，也无法毕业。他们认为，作为公民，应该清楚本身的权益。当年，美国议员以色情泛滥为由，倡议管制互联网内容，由於这项倡议违背言论自由的原则，终经不起舆论的力量而作罢；克林顿总统的丑闻事件，美国社会考量到他可能违法，并不因为他位高权重而家丑不外扬，所以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，也得坐在法庭上接受审讯。
美国人注重个人的感受多於群体——除了权益，还涵盖个人的兴趣。在这里的大学气氛，铜臭和分数主义的成分都很低。例如，我的美国室友主修动物学，其原因就只因为他对该科系充满兴趣。我的马来西亚同学们，修的不是商学，就是电脑等所谓“出路广”的学系。我的美国室友可不担心这些，他的父母也不干涉，他们都明白：选修自己有兴趣的学科，更能全力以赴，将来踏入社会更能敬业乐业。
美国上课情况和马来西亚的中学大相径庭：讲师发问，或同学提问，没有人会默不作声——除非偷懒没备课。美国学子都了解教授及讲师的角色在於教导，本身有疑难但问无妨。
我渐渐学会在课堂里高谈阔论甚至说笑调侃，我常与美国同学们交流想法，从美国的人人平等、言论自由与媒体开放的课题，到马来西亚的特权、固打制、电检局、内安法令和被钳制的媒体等，在半公开场合能畅谈这等事情，实在痛快。美国同学从小便被教导宪章所赋予的权力，他们根本无法想像没有这些权益的情况，令人眼界大开。
回到马来西亚，我深刻感受到一种反文化冲击。从美国回来，我觉得自己的国家，本该有许多胜人一筹的地方。然而两国国情迥异，优劣立见：当我对一些事物做出批评时，周围的人会劝告我别乱说话。我常向好友们说起：应得的东西还没得到，便要继续追求争取。
凭一己之力，我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能把理想放在心上。
（原载：在求学路上的意外收获《升学情报第15期》，2003年）
